典丰投资 教师节前夕，读懂乡村教师的不灭薪火｜《不灭的薪火》书评

图源《十三个人的学校》纪录片

在教师节前夕，让我们翻开《不灭的薪火：40 位乡村教师口述实录（1949—2024）》。

这本横跨了75年的书，写满了40位乡村教师的动人坚守与自我救赎。书中，他们曾直面贫穷辍学、理想搁置、身份卑微的困境，却凭着“误人子弟如杀人父母”的信念扛起责任，自掏腰包垫付学费，挤出时间进修提升，稳稳支撑起乡村基础教育，也为无数农村孩子推开了改变命运的大门。

这本书不只是75年乡村教育的见证，更蕴藏着三重珍贵价值：既传递了一种“人人可做口述史”的理念，也是新闻采访与质性研究的实用范本，更为乡村发展研究留下了鲜活的一手资料。而“不灭的薪火” 五个字，不仅道尽教师们传递文明的使命，更给每个平凡人以启示：哪怕渺小如微光，也能靠坚守绽放生命力量，传承希望。

这份深刻的解读，来自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费爱华。作为本书口述记录的整理者之一，他以一篇书评带我们读懂这些故事背后的重量。

乡村教师的生命体验与自我救赎

——读《不灭的薪火：40位乡村教师口述实录（1949—2024）》

费爱华

《不灭的薪火：40位乡村教师口述实录（1949—2024）》（下文简称《薪火》）可能是一本被书名和“大块头”“耽误”了的书。在我看来，这是一群平凡“打工人”的真诚叙述和“人生赠言”，他们面对困境时的所思所行，对一些正被生活“卷”得焦虑茫然的我们会有所启发。

四十位扎根乡土数十年的乡村教师，用不悲不喜的语言，讲述了他们作为一群特殊“打工人”的生命遭遇。社会主义发展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农村教育资源极度匮乏，师资短缺、条件简陋。大量乡村教师出身寒门，多由组织安排或响应号召任教，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承担起基层教育的职能，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下沉与乡村启蒙的重要支点。在改革开放前，很多乡村教师面临着这样一些困境：

贫穷：乡村教师从个人求学到长大从教都曾因贫穷历经曲折。湖南黄松友（1955典丰投资，口述者出生年，下同）说：“我小学一共5年，因为没钱，中断过两年多。”

被迫：安徽李国辉（1943）的理想本是上大学、学地质勘探，不料1966年高中毕业时恰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后只好做了民办教师。

卑微：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教师地位因为极“左”降到最低。贵州马友明（1954）说：“老师成为臭老九，贫下中农看不起也不信任教师，教师在当时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受人鄙视。”

挣扎：20世纪80年代，乡村民办教师既要教学还要耕作责任田，甘肃张敦良（1947）说：“天亮起来在月亮下面耕一会地，才去学校，放学后还要去田里干活，直到天黑。”

面对生活环境的困顿，乡村教师没有沉沦，相反，他们坚守价值、活出了尊严。他们在自我救赎的同时，帮助绝大多数中国农村儿童完成了初等教育，为中国经济、科技的蓬勃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取得显著成就，文盲率大幅下降，国民的文化素质显著提升。1977年恢复高考，打破了阶层壁垒，使更多乡村学子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在这一进程中，乡村教师作为基层教育的主力军，坚守乡土，支撑起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广泛普及。以下一些关键词能体现出他们的这种精神：

责任：四川何明祥（1952）上班第一天，父亲就对他强调：“误人子弟，如杀人父母！”吉林薛国兴（1932）说：“教育是良心事业，不能糊弄！”河南乔玉玲（1963）有次生病输液，“一手扎着针，一手还要拿着卷纸看题。因为要想课上四十五分钟有质量，课前必须备好课”。给差生免费补课也是教师的本分，“我们给学生补课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补课都是利用中午时间和放学后”。（四川张应辉，1958）

投入：山东袁培香（1937）高小毕业后，主动办起了扫盲夜校，“全凭着一腔热血和激情”。江苏费镇寅（1939）“年轻时什么都干，浑身使不完的劲”。云南和国锋（1973）之所以很小就立志当教师，是因为初中班主任“就跟父母一样”。他自己成为老师后，有些学生交不起学费，他就悄悄垫了。四川谢泽本（1943）说：“大部分教师都给学生垫付过学费。”

成长：乡村教师在承担繁重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参加各种学习培训，提高文化水平和教学技艺。江西高坊清（1956）相继参加中专、大专、本科师范培训，获得了学士学位，还成为“学科带头人”，发表了很多教学研究论文，出版了多本个人专著。湖南刘志明（1953）喜欢参加各种教研活动，比如“教学比武”“巡回主讲”等，他撰写的教学方面的论文“获得过省里二等奖”。

满足：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教师的付出使学生取得成绩，这反过来又鼓励了教师，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河北强德庆（1963）说：“咱把农村的孩子培养出来，让我更有成就感。”陕西刘金虎（1956）的儿子长大后总结了一句话：“爸，你这一生就落了一个好名声。”安徽程红旗（1958）说：“与其说我培养了学生，还不如说恰恰是那么多学生教育、鞭策和感动了我。是他们的灼灼其华丰富了我的情感体验，升华了我生命的意义。”

和解：每位乡村教师都承认并接纳了自己的“私心”，他们坦诚自己选择这一职业的初衷非常现实，为了少“挨累”“可以吃饱饭”（山西郭翠花，1937），甚至只是因为羡慕教师能够“脚上穿袜子”（安徽江锡海，1966）。亲历者们接纳了自己的不足，比如刚当教师时经常念错别字，曾经体罚过学生等。经历过大起大落的新疆蒋世昌（1941）说：“把眼界放宽，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人生自然就能品尝到幸福的滋味。”

就《薪火》而言，我既是一个普通读者，也是该书众多口述记录整理者中的一员，还是一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作为后两种角色，我读此书不免多了一份普通读者之外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典丰投资，

该书向大众传递了一个“人人都来做口述史”的理念。

我们每个“打工人”不论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都可以从身边出发，为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整理一部口述史。做这件事至少有三个好处：

一是留住家族记忆。一个人步入中年后期，往往开始有“我从何处来”的思索和追问，但不少人遗憾地发现，自己已失去了解的机会。从现在开始，尽早开始家族口述史的记录与整理，给自己和后人留个纪念是十分有意义的。

二是提高口述者的自我评价。口述本身就是一个疗愈过程，如果子孙辈有意识地引导并记录，口述者曾经因“走麦城”而压抑的情绪会得到纾解，而个人经历中的“高光”时刻也会使他们焕发生机，某种程度上可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

三是改善家庭关系。在中国式家庭中，家长与子女之间往往缺少沟通，家庭关系比较压抑。如果有机会共同完成一部家族口述史，既能满足长辈们回忆和诉说的愿望，也可以增进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了解，使关系更融洽。

第二个感受是，

该书给学习者提供了一个新闻采访、社会调查、质性研究、口述整理、书稿形成等方面的实践范本。

值得重点一说的是该书的文本呈现。相对于一人独立完成的个人口述史著作来说，集体口述著作的组织和编辑难度很大，因为同类职业的个体工作经历相似、口述内容相仿，而不同访谈整理者的谋篇布局能力及文字水平参差不齐，容易导致最终的口述史文稿或给人千篇一律之感，或读起来有如“开盲盒”一般体验不佳。

《薪火》完全不存在上述现象，每篇文稿内容各具特色，同时文字畅达。这一方面得益于前期访谈提纲设计得系统且巧妙，激活了被访者沉睡的记忆，使我们挖掘出被岁月侵蚀的细节，获得丰富而有深度的原始资料，给最终文稿留下了取舍、腾挪的空间；另一方面得益于后期长达5天的研习营暨口述史稿修订会，相关专家对口述整理者进行了系统的技能培训、专业辅导，并对文稿开展了多轮修改、打磨。再加之主编最后的精心调整、修订、统稿和编排，该书才能以风格统一、语言凝练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眼前。

第三个感受是，

该书为中国乡村发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翔实而生动的第一手资料。

乡村教师经历了农村社会从集体经济时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社教运动、知青下乡、“文革”，到改革开放后的土地制度改革、乡镇企业发展、购销制度改革、农业税取消、精准扶贫脱贫的转变。从书中可以发现，每一次重大事件都与乡村教师的个人遭际发生了“交织关联”（周晓虹，该书前言）。“乡村教师的个人生命史嵌入在”（胡洁，该书后记）1949年以来整个乡村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史之中，这就使得《薪火》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其意义超越了乡村教育发展史的范畴。

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但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某些核心特征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乡村教师当年面对的困境，我们当今“打工人”也或多或少体验着，而他们艰难处境下的自我救赎，我们每个人或正有意无意地努力践行。

从这一点看，书名“不灭的薪火”一语双关。它既准确概括了“乡村教师”群体在文明传递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作用，也表达了四十位口述者对我们每一位平凡“打工人”或明或隐的期许和鼓励——无论个体多么渺小平凡，无论生活多么无奈，充分绽放生命之光、担负薪火相传职责，应该是我们每个生命体存续的使命。

作者单位：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研究所

/ 书籍信息 /

《不灭的薪火：40位乡村教师口述实录（1949—2024）》

胡洁 主编

页码：668页

装帧：精装

ISBN：978-7-100-24580-7

2024年12月出版

定价：219元

翻开《不灭的薪火》典丰投资，读40位乡村教师的坚守与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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